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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疯子还是神?——西方记者笔下的红军长征战士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王多  发表时间:2016-11-11  阅读次数:4467

人、疯子还是神?——西方记者笔下的红军长征战士

2016-10-19 10:20:57 作者: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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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鲜为人知的长征中另一支红军队伍——红军游击队;从不争权、以大局为重的张闻天;遵义会议是讲民主团结、不搞打击报复的会议;人、疯子还是神?——西方记者笔下的红军战士;遵义会议精神是如何传达到全国各地红军的;遵义会议中蕴育着强烈的中国文化自信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80年来,长征精神被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光大,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国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关于长征,依然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依然有许多深邃绵长的思考。近日,由同济大学、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中共遵义市委宣传部主办,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遵义会议纪念馆联合承办的“攻坚克难争取胜利——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中法中心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长征研究专业学者,围绕长征历史、长征精神、长征故事、长征与现实的关系等,发表了颇有启发的观点和独辟蹊径的思考。

鲜为人知的长征中另一支红军队伍——红军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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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1934年至1936年红军长征期间,组建了多支红军游击队。过去因为资料的限制等原因,学界对这些游击队的存在和活动了解不多,对于他们发挥的作用和意义更是语焉不详。

在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之后,为了保证长征的胜利,也为了准备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长征中的红军开始组建游击队,发挥游击战的优势和强项,以便在敌强我弱、敌重兵围追堵截的情况下,保证红军战略目标的实现。

1935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就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中央分局发出指示明确地指出:“放在你们及中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地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指示还要求“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心情振奋。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此前在落实中央指示的过程中有过“很大的失策”、“严重的错误”的项英也逐渐纠正了错误。南方三年游击战由此展开。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立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专门从部队中选拔出100名指战员,加上红军伤病员及地方武装共400余人,由周恩来同志亲自给指战员作动员。这支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就是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前身。红一方面军组建的游击队有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红军黔北游击队;红军遵(义)湄(潭)绥(阳)游击队;红军赤水河游击队;红军黔西游击队;红军赤合游击队;贵州游击支队;川南游击支队;云南游击支队等。

这些游击队的作用一是牵制、打击敌军,配合主力红军长征;二是继续发动群众,打击反动势力,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三是在南方保存了党和红军的革命力量。四是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顾全大局,奉献自己,不惜牺牲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强的革命信念。张爱萍将军1986年为游击纵队斗争史题词:“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这是对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红军长征史、中国革命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高度评价。

从不争权、以党的利益为第一位的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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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刚 上海电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最大的问题是要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军事工作(用张闻天当时的话说就是革命战争)是第一位的,毛泽东逐渐成为核心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地位是在实际的军事斗争中形成的。张闻天相信毛泽东的战术原则和军事指挥能力,提议毛泽东出任前敌总指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决策十分正确。

1935年3月,红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家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不同意。但少数服从多数,最后还是决定打。毛泽东刚刚担任不久的前敌总指挥的职务由彭德怀取代。毛泽东做周恩来的工作,进一步阐明不能打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的同意,中央军委于是做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命令》。这次争论,最终按毛泽东的意见没有打,在军事上没有造成损失。会后,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张闻天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并获得通过。应该说这是遵义会议组织领导变换的最终完成。

三人军事小组成立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进行。张闻天作为党内最高负责人,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这以后,红军经历千难万险,在与四方面军的会师和一系列重要决策中,张闻天都发挥了相当重大的作用。到达陕北后,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确立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合作,直到全面抗战之后,张闻天作为党内的最高领导者,做出了杰出贡献。实际上更为难得的是,张闻天从来不争权,从来是以党的利益为第一位,毛泽东多次说张闻天是开明君主,是不争权的,显然不是随便说说的。

一个儒雅谦逊的人,一个稳重厚道的人,在事关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明知前方阴云密布,骤雨狂风,他总是站在真理这一边。这就是张闻天。我们今天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应该纪念和缅怀这位我党历史上了不起的革命家、思想家、卓越的领导者。

“信念”、“奋斗”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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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晓强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80多年前的红军长征,那史诗般的历程,及其体现出来的气势磅礴的精神和文化,构成了我们今天重要的精神动力,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基本底蕴。回顾这段历史,耳膜里响起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话语,眼帘里相应地跳出了“攻坚克难、争取胜利”的字样。如果把党的创建时期作“其始也简、其毕也钜”的描述,那么,“其始也简、其毕也钜”、“攻坚克难、争取胜利”、“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极具有象征意义的精神文化表征,那就是“信念”、“奋斗”和“坚守”。

攻坚克难、争取胜利,正是在信念基础上的奋斗精神,其内涵十分深刻。这是在艰苦卓绝的困境中,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 这是面对教条主义的困扰,敢于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批判勇气;这是在革命关键时刻,发扬民主、严守纪律、反对分裂、紧密团结的胸怀;这是同人民生死相依、患难与共,使长征成为宣传队、播种机的一贯态度和作风。

不忘初心,就是要坚守党创立之初“其始也简、其毕也钜”的信念,还要坚守长征历程“攻坚克难、争取胜利”的奋斗精神。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紧密团结、依靠群众,承继这样的传统、精神与文化,这是继续前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遵义会议是讲民主团结、不搞打击报复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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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珊珍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遵义会议是注重党内团结,不打击报复的一次会议。遵义会议一方面对“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并从组织上作了调整;另一方面主要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达到弄清思想、分清是非的目的,而不是单纯追究个人责任,更没有趁机打击报复,“一棍子打死”。

虽然李德、博古在会上并没有完全接受大家的批评,不能充分认识到各自的错误,但中央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出发,继续给他们安排适当的工作,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逐步提高思想认识,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值得一提的是,在会上受到批评的博古、李德一方,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其态度也是值得肯定的。据回忆,博古与李德当时同意并支持召开遵义会议,原本完全出于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打算。在博古与李德看来,红军军事上的节节失利,根源在于毛泽东等人没有完全听从指挥,致使他们的“正确路线”不能贯彻实施。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博古、李德在黎平会议上,十分赞成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作一次彻底的“清算”,达到“政令通达”的目的。

然而,遵义会议从一开始就背离他们的初衷,与他们的料想完全相反,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博古竟意外地成为会议批评的主要对象。但是博古依然主持了这个否定自己的会议,并在会议的最后表示“同意对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的批评,并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忠诚地进行协作”。而李德则表示希望继续留在红军指挥前线中。可见,博古、李德此时虽然思想不通,认识不一致,但从革命大局出发,从党的整体利益出发,服从并执行了组织决定。

所以说遵义会议是一次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成功的会议。遵义会议树立了党内民主团结的典范,其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它为后来党和红军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奠定了基础。当时,博古、李德和凯丰在面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关键时刻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正确意见一边,使中国革命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危机。

人、疯子还是神?——西方记者笔下的红军长征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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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琰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1936年至1938年间,一批西方记者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军事封锁抵达延安,对刚刚从长征中走来的红军将领和战士,进行了采访,并向西方国家媒体传回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最新报道。今天通过回看他们的报道,对我们启迪颇深。

在这些西方记者笔下都不约而同赞颂着红军伟大的长征精神。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认为,红军“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尼姆•韦尔斯根据红军在长征中的牺牲人数得出结论,认为红军年轻和勇于牺牲,指出,“红军非常年轻,才能精力充沛,勇于牺牲,富于理想和激情”,她还试图将中国传统的为国家民族牺牲精神和共产党掌握的有革命理想的军队结合起来,探讨中央红军“用光脚板走了二万五千里,靠吃草皮和口号生活之后,还能保持旺盛意志”的原因;德国友人王安娜说,红军之所以战胜长征路上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是因为具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和“一往无前的精神”,红军“都是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不屈不挠精神的人”。她写到:“长征是艰苦的冒险,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

在这一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中,红军敢于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的革命精神和品质在这些记者笔下跃然纸上。例如,斯诺在描绘红军在飞夺泸定桥时写道:“战士们一个个站出来愿意冒生命危险,身上背了毛瑟枪和手榴弹,……紧紧抓住铁索一步一抓的前进。任凭敌人的火力再猛,为了胜利甘于送命。让人不禁感叹他们是人,是疯子,还是神?”

遵义会议精神是如何传达到全国各地红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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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坤 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在遵义会议前后,全国各路红军和各个革命根据地大多处于极为艰难的时刻。长期以来,“左”倾军事路线的阴影,远远未能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消除。这对于新的中央领导层贯彻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方针,即遵义会议精神,显然是一个很不利的因素。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迅速地向全党全军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首先在军事路线上分清是非,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导全党全军,就成为新的中央领导层急需解决的迫切任务。

首先是红一方面军的传达。扎西会议一结束,中央就决定由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领导同志到各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广大干部战士听取传达之后,“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怀疑不满情绪一扫而光。”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时,中央决定项英、陈毅和1.6万人的部队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组成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1935年2月28日,中央以电文正式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项英、陈毅接到电报后,表示坚决拥护,决定彻底改变原来错误的斗争方式,确定了游击战争的新方针,从而在江南地区为党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

中共中央于2月28日同样以电文的形式向红二、六军团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收到中央来电以后,红二、六军团领导随即向部队进行了传达,并组织了学习讨论。通过学习和讨论,红二、六军团的广大干部战士“在思想上改变了‘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战略战术原则”,把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作为粉碎敌人军事围剿的基本方针,从而在数月之内取得了两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1935年2月28日,中央通过电文方式向红四方面军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不过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是在懋功会师后才读到遵义会议决议文件的。

遵义会议中蕴育着强烈的中国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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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遵义会议的精神实质,不仅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意识的确立,而且能够摆脱共产国际的思想禁锢和组织束缚,如果挖掘所有这些表现的最深刻文化底蕴,就可以发现,这是基于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自信。其代表人物之所以是毛泽东,在于其个人的内心思想认识。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批判近代以来中国人唯洋是崇的社会现象和自信沦丧,而这是伴随毛泽东终其一生的思想特征,并能够代表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追求。

遵义会议选择支持毛泽东,即是全党独立自主和实事求是的胜利,也可以视为一批海外归来的学子,对毛泽东所代表的追求文化自信的认可。从此,伴随遵义会议精神熏陶而趋向成熟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势必在如何正确对待中国文化的思想方法上,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崭新的内容和形式。换句话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从此能够正视中国国情和根据自身实际,进行道路选择,而且将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重新树立起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并开辟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征程。

主编:王多

图片编辑:曹立媛

题图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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